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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周的金文
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原料而来。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亿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周继殷，统治天下达800年之久，所以金文的形体是随着时代而有所发展的。
殷代的金文和甲骨文相似，因是金属铸成的字，所以笔画较甲骨文祖圆，形体也略较方正，行款一般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
周初主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接近。
例如，从有代表性的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西周初期青锏器，高约1米，重153.5公斤，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对盂的赏赐)可看出这时期金文的特点，即笔画往往首尾尖细，中腹肥重；字形大小、斜正不一，多具变化，风格尚似甲骨文。
西周自昭王以后，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各个王政时期的代表作品。现以西周恭王(也有写成共王的)时期(公元前946一前935年)《墙盘》铭文为例，可看出西周中期金文特点。盘，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盥洗用具，上面多铸有铭丈。《墙盘》铭文，1977年春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境内。铭分两段，前段称颂西周六世先王及时王的业绩，后段列史墙家史，铭为史墙手笔。
这种铭文已具有下列特点：(1)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笔多为圆笔。这为以后篆书用笔打下了基础。(2)字的结构比周初金文更加紧密、平稳。字形也比较有规律性，也为以后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3)章法上也比较讲究字距行列。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
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发展：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概略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俱少，所以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东土系──劲直峭拔
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划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划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峭堪称东土系之杰作。
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书法亦融合各地之风，遂产生较完美之书法，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知列国之书仍相互影响，东土、西土之分，也非绝对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后人所定之界进行。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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