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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继金文的一种重要字体则是“籀文”。一般认为“籀文”也就是狭义所指的“大篆”。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此即是以籀为人名，因人而名书体的说法，其它尚有不同说法。但是这种文字已无迹可考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文字体系的，就是“石鼓文”。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十个，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秦物。石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700多字，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
《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它是秦系文字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划时代的优秀作品。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历史上的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
后来的小篆，即是由这种文字脱化而来。
发展：三代传世之刻石，以石鼓文最着。据说其文词有诗经之遗风，书体则如“铁索金绳，龙腾鼎跃”，当奉为石刻之祖，诚为至言。
石鼓之数凡十，高约三尺，直径二尺余，本是“碣”，唐人不识，看它长的像圆鼓，便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文字则刻于四周，内容多记狩猎之事，故又称“猎碣”，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体裁为四言诗，而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应当是诗经时代的作品，旦大抵为东周秦国之书，大篆之代表作。
考石鼓文之书体，与东周西土系极为酷似，但较西周金文整练，且笔划都是曲线，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间架匀整，布白宽舒，有疏朗之趣，行款整齐，纵横成列，字体大小如一，益显端整浑厚之风。
欧阳修又称“其字古而有法”，并不难明白石鼓文的美丽。
周代帛书与简册
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
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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