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今年百岁 拿什么给百岁话剧祝寿？(图)

　　祝寿应该说一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吉祥话，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篇文章恐怕是通篇扫兴的话了。中国话剧今年100岁，不少单位很早就筹划准备各种盛大庆祝话剧百周年纪念的活动。在替100岁的话剧吹蜡烛唱生日快乐歌前，不妨让我们来谈谈话剧的现况。首先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一个世纪前话剧形式从西方引进中国，经过百年发展，现在它和世界戏剧的对应关系是什么？是西方现代戏剧发展上的一个分支？还是“进化”到发展出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化话剧？而民族化了的话剧对戏剧本体的发展，以及对西方和世界上的当代戏剧的意义是什么？是仅在于像其它东方国家引进西方戏剧形式时所必然产生的本土化，还是它的发展历程能提供独特的戏剧经验，进而影响世界当代戏剧的发展？甚至，它和世界当代戏剧的发展是否有脱节的现象？如果没有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在中国话剧100岁的生日宴会上，我们说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祝辞恐怕就是一席空话。

　　在2002-2004年间我有幸在北京进行话剧田野调查，研究访问了多位北京一流的话剧导演，他们的舞台艺术各有特点，也都有自己独到和深刻的艺术思考，其中的一些作品也深深打动我，我认为它们是相当好的作品，接触这些艺术家让我对自己能从事这份工作感到幸运。可是在抽离研究课题时，有些问题却经常困扰我:话剧界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可为什么中国当代戏剧对世界的戏剧没有影响力？像阿尔托、葛洛托夫斯基、罗伯特威尔逊，甚至是日本的铃木忠志，这些对他们的时代而言相当基进的(radical)戏剧家可能出现在当代中国吗？当代中国有无可能出现像日本舞踏(Butoh)这种看起来极度出格、却相当具原创性的现代艺术型态？

　　单单是好戏并不足以对世界的戏剧发展造成影响或启发，必须是在戏剧观念和实践上的创新，或深度方面起到变革和推进的作用，世界戏剧才会受到震动，如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阿尔托、葛洛托夫斯基等曾经震动戏剧发展一样，这些影响二十世纪戏剧发展的重要戏剧家们之所以能震动世界戏剧，并不仅是做出几个好戏，而是他们的戏剧实践和观念都曾经激烈地挑战当时本土的戏剧，乃至挑战世界戏剧的主流，进而影响和带领戏剧本体的变革，也就是这样的变革，戏剧才能不断地处于发展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中国话剧的发展与变革从根本上说，还是建立在跟随外来的传统与戏剧变革，话剧的自体环境似乎至今产生不了太本质上的变革。虽然话剧一直在民族化的方向上革新和发展，但是这种外来剧种与本土艺术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几乎是许多东方国家在接受西方现代剧场都会产生的自然现象，话剧民族化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和美学课题，但这个课题下的戏剧实践和讨论的范围，相对于西方、甚至是日本当代戏剧所提出的挑战，仍显相当保守。当然问题不在于谁比谁更能惊世骇俗，重点是这些挑战往往起于艺术家不断追求完美、创新和自我挑战时，对戏剧产生究极的愿望和真诚的思考所带来的，而当艺术家把他们这些究极的愿望和真诚的思考付诸实践时，经常会震动世界的戏剧。对戏剧艺术家而言，对戏剧产生究极的思考和实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他触及到艺术本体的思考和实践时，他才有能力超越附着在戏剧上关于地域、国家、民族、文化等的藩篱，直接进入艺术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不受国界、文化、种族的限制的，因此才能引起世界的共鸣。

　　而中国话剧界能出现这样一个可以震动世界戏剧发展的人吗？我认为完全可以，光是北京的话剧界，就不止一位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戏剧艺术家。但是，现实情况使得这种可能性变得渺茫，因为制度与环境的原因，带给不论是成熟的或年轻新进的艺术家莫大的困难，成熟的艺术家光是忙着解决生存问题、和院团里各种各样跟戏剧无关的问题还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对戏剧本体产生究极的愿望？即使他们有精力对戏剧进行究极和真诚的思考，并像葛洛托夫斯基这类的艺术家一样，想长期的进行一种和主流戏剧大相径庭、甚至是基进的戏剧实验，有任何单位或院团会支持他吗？我想，不攻击他或把他长期冰冻起来就已经是很宽容了。另方面，若院团外出现像葛洛托夫斯基的艺术家，他能生存吗？能持续长期的戏剧实验吗？我想以目前的情况，他的下场大概是成为众多的北漂戏剧人当中的一个吧。

　　2002年9月初到北京时，第一次如此接近中国话剧发展的心脏，当时心情大约是新鲜和兴奋的成分居多。我来之前对话剧历史大体已有初步的认识，不过真正看过的话剧作品不超过十个，对话剧的了解可说是想象多过于实质上的认知，而这种想象，很大程度上又是从对政治和话剧之间的关系的刻板印象上展开的。我所接触过的话剧研究的英文著作中，许多都是把重点放在中国近代政治和话剧间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尤其是政治思维如何透过话剧传达给群众这一维度上；加上来北京前所看过由内地出版的话剧和话剧史，也大多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又更强化了这种想象。不讳言，一开始吸引我踏上中国话剧研究之路的，的确是这种政治和艺术间的关系，不知为何这种关系特别容易吸引案头研究者，或许它给人紧张又危险的感受，也或者对研究者来说，比起艺术层面的问题，这是个相对容易思考的课题。

　　当我到北京进行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后，对这方面的兴趣便逐渐降低，我以为这不是研究当代话剧发展时最需要关注的部分，因为当代话剧作品和艺术家在艺术层面上的思考和实验似乎更具意义和成就，同时我也相信当代话剧艺术家(尤其是导演)的实践成果和所面临的艺术问题，对世界的戏剧家们也同样有意义。

　　然而当我2006年再度回到北京至今近一年，制度方面的问题却进入到我的关注范围之内。我深深感受到北京的话剧发展正面临着危机与困境，这危机与困境乍看之下似乎是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所带来的，但是实际上却更多是源自制度长期以来的不合宜，在市场化快速发展下，原本制度不仅无法调节适应戏剧环境的变化，同时它原来的缺陷使得严肃话剧创作雪上加霜地面临僵硬官僚制度和过度商业化的双面夹击，以致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