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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水墨画领域,提到:霍春阳和孙奇峰合作的《山花烂漫》,何家英的《十九秋》、《米脂婆姨》,孙本长的《河原嫁女》、刘泉义的“苗女”,贾广健的“荷花”,李孝萱的“大女人与小男人”,李津的“西藏组画”、“菜”与“饮食男女”,阎秉会的“太阳组曲”,张羽的“残圆”、“破方”与“指印”、刘庆和(现在中央美院任教)的“都市人物”;还有张德育的《苦菜花》、《铁木前传》(插图),刘奎龄的“虎”,张其翼的“猴”,浦佐的“马”,孙其峰的“白鹰”和“麻雀”,霍春阳的“折枝花草”,萧朗的“鸡”,白庚延的“黄河”,范曾的“古代人物”,王美芳、赵国经的“古代美人”,……;已经在全国美术界被人们广泛熟知。有人说,天津是水墨画的“重镇”,这不是虚夸!天津确实有很多在国内外不同领域,知名度很高而且影响很大并被载入史册的水墨艺术家,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省市是不多见的,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带有后现代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现象。
一、天津特有的历史、地域文化与水墨画
(一)天津水墨画及天津历史与租界文化:
1、早期书画的繁荣:早在明代以前,天津是一个码头,自明入清,促使天津人口大量聚居的主要原因是漕运的发展以及与漕运相关的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出现。刘光启和吴铁山在《天津书画家述略》中提到,在“清康熙、乾隆年间,津门大建园林,吸引了大江南北的不少文人雅士来此聚会,进行诗、书、画的创作,'遂闲堂''恩源庄''水西庄'都是重要的活动场所。这些活动推动了津门书画艺术的发展,据地方史、志、杂记等资料记载的书画家约二百余人。”⑴自康熙年间至清末影响较大的有:成衡(康熙时人)、金玉冈(1711-1773)、华兰(1717-1791)、陈靖(乾、嘉时人)、沈铨(乾隆时人)、华绍棠(乾、嘉时人)、王玉璋(嘉、道时人)、李绂麟(嘉、道时人)张学广(?-1861)、张兆祥(1852-1908)、严修(1861-1929)、华世奎(1863-1942)、马家桐(清末人)、方若(1869-1954)等。⑵
2、探索性、实验性的画派:继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天津的开埠和租界的出现,“一方面成为有着九国租界的与西方文化直接碰撞的前沿,一方面则是晚清新政的发祥地与试验地。”⑶另一方面,天津仍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性。上海学者黄可在《清末上海金石书画家的结社活动》(1996)中写到,“清代后期,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画派--上海的'上海画派'、广州的'岭南画派'、天津的'刘奎龄画派'。这三个画派,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美术的新潮,推动着中国近代民族美术的发展”。⑷刘奎龄在当时的探索性、实验性和影响力固然与他的艺术造诣和才气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天津的开埠、租界文化的眼界和漕运文化有关以及曾经有过的传统书画繁荣的根性有关。
3、 “多元”文化发展空间的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的租界区有:俱乐部、网球场、游泳馆、赛马场、音乐厅、舞厅、电影院等西方的娱乐文化;有创办教育、公益事业、慈善机构的精英文化;有清室贵族遗老、军阀、官僚乃至各地有钱人纷纷隐居天津各国租界的“寓公”阶层所形成的“寓公文化”;还有老城区的市民文化;从而构成了天津所特有的各自独立的多层文化。精英文化具有前瞻性、开拓性、非功利性和公益性,寓公文化延续漕运文化的传统具有正统性和享乐性,租界区的西方文化因相对注重娱乐功能而无视“品位”渐渐地变成了天津特有的,不同于老城区的“通俗文化”;正是这种“多层文化”,导致了那个时代“多元”文化中的任何“一元”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