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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先生的文学名著《红旗谱》是一部描写大革命前后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它生动地再现了农民革命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历史进程。
时隔44年，这部享誉中国文坛的文学名著已被天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26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将由天影厂与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市金厦房地产公司联合搬上荧屏。该剧的运作，始终得到了梁斌先生夫人和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早将摄制电视剧的版权郑重交给了天影厂。经过两年来的筹备、论证、编写等工作，剧本已三易其稿，目前，编导正在对剧本进行精深加工。昨天，梁斌先生夫人散帼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满怀激情地回忆了小说《红旗谱》的诞生、出版、改编等有关情况。
为什么要写《红旗谱》
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高级干部的梁斌，本可以以他的资历、贡献继续走仕途之路，但他却走上了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为什么这样做?散帼英说：“原因是他忘不了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他要把他们的牺牲、事迹、英雄形象，把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再现出来，传给下一代。”
散帼英在回忆了梁斌参加保定二师学潮斗争和“高蠡暴动”情况后，谈到了一件发生在1941年冬天的事：“1941年冬天，和梁斌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待了一位姓宋的老人。老人六十多岁了，个不高，说话声音很大，看上去非常干练。老人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宋鹤梅和三儿子宋汝梅都是梁斌高小时代的同学。宋汝梅在区自卫队当队长，不久前遭内奸暗害。关于暗害的情节，老人和县里有不同的意见，便赶来向区党委告状，要给他惟一的小儿子报仇。因为他的大儿子也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他的二儿子参加‘高蠡暴动’后被捕惨遭杀害。老人的遭遇太悲惨，可他的态度却表现得非常刚强，没有一丝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位老人的形象立刻涌入梁斌的脑海，使他久久不忘。第二年，他根据老人的遭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写成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开始出现了《红旗谱》中朱老忠这个刚健的形象，并勾画出高蠡暴动的轮廓。接着又出现在剧本《千里堤》里，后来又把短篇扩展为中篇。终于经过几十年的孕育，不断深化再创造，才在《红旗谱》里完成了朱老忠形象的创造。”
梁斌为文坛捧出《红旗谱》
《红旗谱》于1958年1月出版后，震动了中国文坛。当时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评论文章，探讨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其规模，其声势，为解放后八九年间中国文坛所罕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年是中国文坛的“《红旗谱》年”。
散帼英说：“《红旗谱》1958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由于脱销，1959年9月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第一版。1964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第十六次印刷出版。至此，《红旗谱》印数达97万册。1965年第三次再版，1978年第四次再版，至此印数达500余万册。作为一部纯文学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能获得这样多的读者的确是文坛少有的现象。
“《红旗谱》不仅在国内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在国外也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先后被译成英、俄、法、日、朝、越、西班牙等七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构思宏伟，笔力刚健。作品饱含了革命理想和激情，熔铸了作家对真理、正义的执著追求，和对农民的特殊爱心。梁斌笔下的朱老忠写出了鲁迅先生寄予希望的“刚强之气”，这是梁斌对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大贡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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