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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文学巨匠孙犁和梁斌 |
北方网消息：1952年，湖北省委下调令，调梁斌担任《新武汉日报》社长，但梁斌却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决定：辞官为文。
湖北省委的调令非同一般，是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就任前，李先念还特意找梁斌谈了话，介绍报社的情况：这个报社在解放以前是《大刚报》，是个进步报纸，“你去了要提高他们……”李先念对梁斌寄予厚望，谈话结束又诚恳地留他共进午餐。午餐很简单，两小碗饭，一大碗汤，几个菜，一碗煮鸡蛋。李先念拿了一只鸡蛋放在梁斌面前说：“吃吧。”
这个细节给梁斌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他的晚年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先念同志生活很朴素，几个菜，一碗煮鸡蛋，他拿了一个鸡蛋，放在我面前，说：“吃吧!”记述平实而完整。
吃了这只鸡蛋以后梁斌走马上任，但他只在《新武汉日报》社长任上做了不到一年便开始“不安心工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在他心中酝酿多年，即将呱呱坠地。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修养条令，每个局级干部一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梁斌立刻请假北上，跑到北京碧云寺里正式开笔写作《红旗谱》。那是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分上中下3部，两个月时间，他拉出了提纲。休假期满，梁斌回到武汉，但他的心却留在了北方。他找到领导，正式向组织提出“我要回到北方去”的辞官要求。
就在这时，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田间来了一封信。他与梁斌是老朋友，听说梁斌想去北京，就希望能到文学研究所工作。梁斌见信如获至宝，立刻回答：“我同意，请即刻发调令。”
由此，梁斌从《新武汉日报》社长任上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
“官”不大，也还是个“官”。
梁斌继续“不安心工作”。他说：“说实在话，一部长篇，许多人物，故事围绕着我，我哪里有心做工作。好在一个机关支部，工作是不多的……”
即便这样不多的工作，梁斌又提出请辞，理由还是“为了这部书”。他说：“我要回到河北去，因为这部书的时代背景，都是在河北省经过的，无疑的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也是在河北省经过的。反割头税运动，二师学潮，高蠡暴动，抗日战争也是在河北省经历的。因此，开始产生了离开文学研究所的思想，我要回到故乡去。”
梁斌去意已决。他找到陈鹏。陈鹏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熟悉梁斌的革命经历。梁斌刚一开口，陈鹏便说，到天津去吧，去当副市长。于是这次谈话南辕北辙。
梁斌在《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写道：“他(指陈鹏)非叫我当副市长，我也不愿担副市长这个担子，我不想做官，也没有意思当副市长。”
后来梁斌又找了另外几位领导，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可以专心致志写《红旗谱》了。
梁斌三次辞官不就。第一次坚辞，辞掉了《新武汉日报》社长之职；第二次婉辞，托朋友，动感情，辞掉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则属于溜之乎也，天津市副市长，位不可谓不高，权不可谓不重，他却避之犹恐不及，远远地望见，便脚底抹油了。
革命成功，这位少小离家的年轻“老革命”，奔突沙场20年，颠沛流离20年，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而他得以幸免，按常理，也该封侯拜将，享受革命成果了，但他却毅然而决然地辞官不就。
梁斌与陈鹏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个小小插曲。
梁斌与陈鹏友情深厚，临行前特意去告别。陈鹏开玩笑说：“不当总编辑，不当副市长，还是要当作家。作家钱多!”玩笑开过，转入正题，陈鹏又说：“去吧!要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写出来，国民党杀了我们很多同志呀!要写上!高蠡暴动，二师‘七·六’惨案，血债累累呀!写上，写上，都写上!”说着，动了感情。梁斌说：“好!我一定把它写好，如果我写不好这部书，无面见家乡父老……”梁斌告辞，陈鹏一直送到角门。这便是梁斌辞官的初衷。不写好《红旗谱》，无面见家乡父老!
为了《红旗谱》，他一次又一次放弃了机会。
如此纯粹的放弃，惟有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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