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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网消息：一直坚持生命立场、提倡良知写作的先锋作家北村，之前写惯了爱情的迷茫和纠缠以及知识分子的痛苦，这次以直面弱势群体农民工的转型之作《愤怒》突破自我。
北村生在福建，长在福建，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由于母亲工作的关系，北村12岁以前都是在乡村度过的，与他一起分享快乐时光的是小河、沙子、泥巴……因此，乡村对于北村来说，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喜欢北京文化氛围的北村，不仅与因采访而一见钟情的妻子选择在京郊盖房子住，而且取名“北村”也是表达对自己在北方村子生活的纪念。长发、络腮胡子的北村快人快语，日前，记者采访了在天津图书大厦签售新作的他。
记者：从最早的先锋小说到《周渔的喊叫》，再到《愤怒》，你的创作历程被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序言》里说你正处于创作的十字路口，是吗？
北村：最早的创作是被评论界命名为先锋小说的，实际上这个命名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这算是第一阶段吧。后来写的《周渔的喊叫》算是第二个阶段，现在的《愤怒》又是一个新的阶段。
以前的创作主要是直接关注个体的自我人格和人的精神本体在存在中的真相，创作选材比较狭窄，而且只呈现了人性黑暗、痛苦和消极的部分，因为觉得在有光的地方你才能看见黑暗的东西。至于揭露了罪和恶以后，该如何安抚美和善，却一直没有顾及，也许以后的创作会弥补吧。
记者：最近出了好几部关注农民工的影视剧，而你号称转型之作的新书也恰好是为这些弱势群体代言。
北村：关于社会公正与弱势群体的题材，可能很多创作者都想关注吧，但是突破起来真的很困难，因为不知道用什么切入创作，很怕写成纪实的政治小说，而事实上，作家并不具备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能力。
虽然我希望能通过作品号召更多的人来关注弱势群体，但是我的作品并不是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生活实录，而是给出一种态度：即发掘不公正的人性根源以便解决不公正的问题。其实，只是我创作上的选材更开阔了，事实上，创作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
记者：《愤怒》写进城谋生的马木生经历了种种非人的待遇，可以说很写实地表达了良知的“愤怒”，但是消解“愤怒”却主要通过李百义的自我反省完成，似乎并没有提供解决不公正问题的具体方法。
北村：我只是作家，不是政治家。提出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措施的应该是政治家，而作家只负责心灵责任，只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良知对不公正的首先反应应该是愤怒，至于如何消解愤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可能跟我个人经历有关，我觉得只有每个人都了解人的尊严和存在意义所在，才能建立真正的公正体系，同时在真正的公正体系下，只有了解人的尊严和存在意义的人，才能保证体系规则不被歪曲实施。我的创作只代表我个人的理想主义想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记者：你的“愤怒”的意义只在于良知对不公正的第一反应吗？
北村：其实最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李百义介入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从个人心灵的角度去反思罪与恶，如果被伤害者也能看到自身的罪与恶，那么如果有朝一日他掌握话语权时，就不会只是简单地以暴制暴，以新的不公正代替旧的不公正。就像过去的农民起义，依照的是天然而简单的道义标准，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样，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并没有真正反思自己身上的罪与恶，把责任全都归咎于社会风气使然，是不对的。良知的“愤怒”不仅是对不公正的，还有对那些沉睡的良知的。
记者：前半部分马木生的遭遇让人感觉很真实，然而后来李百义犹如冉·阿让一般超越愤怒的崇高言行，让人觉得非常虚幻。
北村：李百义的真实性存在于信心和希望之中。信心和希望是真实的，李百义也就是真实的。人类所有的前进动力都来自于对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的追求。
记者：拍《民工》的导演管虎和农民工一起体验过生活，你的创作素材来源于直接经历吗？
北村：我的素材大多来自新闻的客观呈现，每天我们都可以通过媒体了解到普通人的尊严或利益被伤害的事情，这对良知都是冲击。
记者：你担任编剧给自己的小说《周渔的喊叫》大动手术，把它改编成了完全不同于小说的电影《周渔的火车》，你以前也给张艺谋写过剧本，怎么看待原创和改编剧本的关系？
北村：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这很正常，因为作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而导演因为购买了版权，因此他有改编作品的权力，作为编剧必须服从导演的意图。而且如果我是导演，我也会拍自己所能掌控和擅长的东西。作为原著者，我不能评价影片改编的好坏；作为观众，我觉得导演有必要把想表达的东西说清楚。
记者：《愤怒》的影像感很强，是不是尝到了改编成电影的甜头，创作之时就奔这个目的去的？
北村：我的小说一向具有强烈的影像风格。我当然不是为拍成影视剧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况且像《愤怒》所描写的理想主义的人格，恐怕也很难用影视语言表达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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