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广艺舟双楫·说分》)给以较恰当的评价。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汉古隶
古隶和小篆之关系就如同猴子和人,乃是蜕变而来,特征在改变笔画之曲线成直线,并予省略,变圆为方,由连而断,且富有粗细之变化,由繁趋简,书写亦更加便捷,为小篆至八分之关键。
但传下来的书迹甚少,以刻石和碑为多,武梁祠画像中亦有古隶者。
发展:
帛书老子乙本:
为惠帝和吕后执政之间的古隶“陪葬品”,它的主人因太过珍视它而带它入土,也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它。书体篆意尚存,章法有直行而无横行,秀丽之中尚存古意。
竹简孙膑、孙子兵法﹝汉简附﹞:
这二书也为陪葬之物,看来我们得感谢古人的陪葬制度了。年代大抵为西汉前期。两者笔迹不同,当是出于不同人之手;竹简孙膑的字体仍混有极多篆书笔法,孙子兵法的篆法殆已净尽,笔画直,间架平正。两者相较的话,一以古质取胜,一以妍华擅美,皆是古隶上品。
鲁孝王刻石:
今尚存曲阜孔庙之中,全文仅“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笔画已由圆变方,字体仍属高长,结构别于小篆,乃藉于小篆、八分之过渡书体,古朴纯厚。
另尚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这是摩崖大字﹞,祀三公山碑等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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