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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画的阵容相当可观,但看似没有一个或者几个领衔潮流的流派。就像天津的海河。海河乃九河下梢,及至成为干流之时,已离汪洋近在咫尺。故尚未形成自己的形状乃至味道,便匆匆汇入大海。然而没有流派,却不等于没有文脉。天津水墨的源头恐怕无法象江浙一带,那里的每一城市,甚至一个小镇的艺事,或许均可上溯元明清某一文人画谱系之中。其实,天津现代水墨画也有派,至少有土生土长的以刘奎龄为源头的“北派”,也有北平艺专舶来的孙奇峰、王学仲等人领衔的画派。但即便如此,亦无法与西安画派、江苏画派乃至广东等地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水墨画派相比。不过,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风行的“实验水墨”或者“前卫水墨”的领域里,天津却不乏重要画家,甚至领军人物,他们的创作活动有声有色,在国内外都引起关注。
天津的画家可能天生对社会宏大叙事没有太大兴趣,不少画家在“慵懒”的日常题材和情趣中流连忘返。这或许和天津近代以来的码头、遗老乃至租界混杂的休闲文化传统有关。因此,宏大、严整和悲情的叙事似乎在天津的传统绘画,乃至小说和通俗艺术中都无法占据主流。
虽然自民国以来,天津的传统绘画代不乏师,可天津水墨画的大模样无疑是天南海北、诸家各派的混成杂交。这个杂交的历史也凝聚了无数画家的艰辛,也彰显了数辈艺术家不懈的传承,这是需要慢慢梳理和娓娓道来的。可惜本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识见自然流于粗浅疏漏,不过我相信,倘有训练有素的专家有心去做这件事,定可写出一部绘声绘色的故事。就像码头文化、清廷遗老、近代殖民曾给天津近现代历史留下宝贵而独特的文化遗产一样,天津的水墨画也必定是这个遗产的一部分,从而浸透着某种不可替代的文脉印痕。这个印迹不会仅仅从某些直观因素,比如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之中去解读,它一定隐藏在一个活生生的人文系统中,很难被归入某个单一的、非黑即白的简单标签里。因为这个人文系统可能把宫廷遗老、商贾、文人、官宦、买办和洋人的收藏市场、画家的经纪人同画家本人的创作活动和生活都有机生动地连在了一起,成为天津近现代绘画的潜在上下文。这个上下文系统注定给天津近现代到当代的水墨画提供了丰富的故事资源。
有时候我在想象,天津的艺术史,不论是民俗艺术还是文人艺术的历史,应该写成什么样?我想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把它写成一部有声有色地铺陈人情世故的大鼓书或者评书,而不仅仅是一本干巴巴的、条分缕析的纸上教科书。比如,天津近现代艺术史中都该大写一笔的刘奎龄、刘继卣父子出自天津八大家的“土城刘家”。而这八大家却大体都走了一条初经商,而后由商入文,进而由文入官的路子。而刘奎龄所创立的“北派”画风到底是什么含意?都包括哪些人?他们是怎样传承的?据说,这个“北派”甚至影响到天津当代绘画,诸如何家英这样有成就的工笔画家。这个文脉梳理起来可能很困难,也可能非常有戏剧性,并充满天津码头文化的气息。
周世麟老师编辑的这本书收入了一百多名天津画家的作品,可谓洋洋大观。我无法一一拜读每个人的作品,但是我相信这本画集一定非常丰富。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天津水墨绘画的现状与全貌。这本书为进一步对天津的水墨画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实参照。